旧上海纱厂风云背景下，黄慧如与陆根荣的故事极具戏剧性，黄慧如出身富家，却与家中仆人陆根荣相恋，因家庭反对等诸多阻碍，两人的感情历经波折，还曾一同私奔，这段跨越身份阶层的恋情，在当时引发广泛关注，后续更因相关纠纷闹上法庭，成为旧上海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阶层差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黄浦江潮涌着租界的霓虹与老城厢的烟火，也卷着无数底层人的生计浮沉，陆根荣的名字，便嵌在那段纱厂林立、劳资博弈的岁月缝隙里,带着一身棉絮般的粗粝与挣扎。
他是沪西一家日资纱厂的机修工，十五岁从苏北农村逃荒来沪，在码头扛过包，在弄堂里修过鞋，最后经远房亲戚介绍进了纱厂，车间里永远弥漫着棉尘与机油味，织机的轰鸣从清晨六点盖到深夜十点，陆根荣的双手很快结满了厚茧，指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黑油，他学得快，能快速排查织机的“卡壳”毛病，慢慢从学徒混成了熟练工，工资却依旧只够租一间亭子间,养活乡下生病的母亲和来沪投靠的妹妹。
真正让陆根荣在厂里“出名”的，是1929年那次小规模罢工，那年冬天，厂方突然宣布降低机修工的计件工资，还取消了年底的“花红”，工人们私下里怨声载道，却没人敢带头——租界巡捕房的棍子、厂方的“黑名单”，都是悬在头顶的刀，陆根荣看着隔壁工位的老周因为母亲治病预支工钱被厂方扣了半年工资，看着妹妹想买块橡皮都要攒三天钱，咬着牙在一个雨夜里，把写着“反对降薪”的纸条贴在了厂门口的电线杆上。
罢工持续了三天，陆根荣被推为代表之一，站在厂方办公楼前，冻得发紫的手攥着皱巴巴的诉求书，声音因为紧张而发颤，却把“恢复工资”“不得随意克扣工钱”的要求说得明白，巡捕来抓人的时候，是工人们手挽手围成圈把他护在中间，最后厂方怕影响出货，勉强答应了部分条件，陆根荣却被记了“大过”，还被威胁再“闹事”就开除。
那之后，陆根荣成了厂里工人心里的“主心骨”，谁被工头欺负了，谁的工钱算错了，都会来找他商量，他自己却更省了，每天带的午饭永远是咸菜泡饭，只有在发工资那天，才会给妹妹买一块五分钱的桂花糕，他总说：“等日子好点，送你去读书，别像我，睁眼瞎一个。”
可时代的浪潮从不给底层人留太多缓冲，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资纱厂纷纷停工，陆根荣失了业，他带着妹妹在难民区待了半个月，最后经人介绍，去了一家民族资本纱厂做机修，工资比之前少了近三分之一，活却更重了，有一次，为了赶一批军需订单，他连续三天两夜没合眼，最后累得晕在织机旁,被送进医院花光了仅有的积蓄。
妹妹后来进了一家手帕厂做女工，每月挣的钱贴补家用，陆根荣看着妹妹每天早出晚归，手上被针线磨出的泡，心里总不是滋味，他开始偷偷给附近的工人夜校帮忙，帮着修理教室里的旧桌椅，换点杂粮和旧书，夜校先生教工人识字，他就坐在最后一排，跟着念“人”“工”“国”，笔画写得歪歪扭扭,却格外认真。
1937年上海沦陷后，纱厂的日子更难了，陆根荣所在的厂被日军控制，工人们被强迫加班，稍有不慎就会被打骂，他曾和几个工人商量着偷偷给游击队送过几次机床零件，结果被人告发，要不是工友提前报信，差点被日本兵抓去，那天夜里，他带着妹妹逃到租界的亲戚家，亭子间里，他摸着妹妹吓得发抖的肩膀，第一次红了眼：“这世道，什么时候能让人好好活？”
抗战胜利后，陆根荣回到沪西，却发现原来的纱厂已经倒闭，机器被拆得七零八落，他在码头又干起了老本行，扛包、卸货,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
解放后，陆根荣进了国营纱厂，依旧做机修工，他的手艺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还第一次走进了课堂，扫盲班的老师夸他“进步快”，他用第一个月的奖金，给妹妹买了一块真正的手表，也给自己买了一本字典，字典的扉页上，他用刚学会的字，歪歪扭扭地写了“陆根荣”三个字。
后来的日子里，陆根荣常给厂里的年轻工人讲过去的事，讲纱厂的轰鸣，讲罢工的雨夜，讲那些在黄浦江里沉浮的日子，他的手依旧粗糙，指缝里偶尔还会嵌着洗不净的黑油，那是旧上海留在他身上的印记，也是他这一生,最实在的履历。
黄浦江的潮声至今未歇，陆根荣的名字，早已湮没在岁月的棉尘里，但在那些曾和他一起熬过寒冬的工人心里，在他妹妹珍藏的那块手表里，在国营纱厂旧档案的只言片语里，还留着一个底层人在动荡时代里,不肯低头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