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哥老会是近代活跃于陕西的秘密结社组织，脱胎于传统江湖会党，兼具江湖特质与家国情怀，其成员多来自底层民众，以结拜、义气为纽带，内部有着严格的规矩与层级，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它既带有江湖组织的隐秘性与帮派色彩，也曾在一些历史节点参与到关乎家国命运的事件中，成为陕西地方历史褶皱里，交织着民间社会生态与时代变革印记的特殊存在。
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图谱中，哥老会是一个缠绕着江湖义气与家国情怀的复杂存在，而陕西哥老会，作为这一秘密结社在西北大地的分支，其兴衰起落，既印刻着帮会组织的通用烙印,也沉淀着三秦土地独特的历史温度。
陕西哥老会的渊源，可追溯至清初的反清复明势力，后逐渐融合川陕地区的民间结社传统，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关中平原的村镇里悄然发展，与其他地区的哥老会类似，它以“桃园结义”为蓝本，讲求“义气”二字，会众间以“袍哥”相称，奉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朴素准则，在交通不便、民生多艰的近代陕西，这种结社某种程度上成为底层民众的“自保网络”——面对官府的苛捐、豪强的欺凌，单个家庭难以抗衡，而帮会的联结，能为弱者提供庇护,为困顿者伸出援手。
但陕西哥老会从未局限于江湖的小圈子，清末民初，西北局势动荡，列强环伺下的边疆危机、军阀混战中的民生凋敝，让这个秘密组织逐渐站到了历史的前台，辛亥革命时期，陕西哥老会是响应武昌起义的重要力量之一，会众们拿起刀枪，参与攻占西安、光复陕西的战斗，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下，将江湖义气与民族大义编织在一起，当时的陕西哥老会首领中，不乏像张云山这样的人物，他率部坚守乾州，抵御清军反扑，为西北革命的稳定立下战功，却也在后续的军阀纷争中身不由己,折射出帮会组织在时代浪潮中的尴尬与挣扎。
民国以后，陕西哥老会的分化日益明显，一部分会众延续着“劫富济贫”的传统，在关中、陕北的山区形成武装力量，对抗横征暴敛的军阀和土豪；另一部分则逐渐被地方势力拉拢，甚至沦为军阀混战的工具，失去了最初的民间底色，随着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逐步建立，秘密结社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陕西哥老会的活动从公开转向地下，其“义气”内核也在时代变迁中逐渐异化——有些分支沦为黑帮，从事走私、械斗等违法活动,背离了创立之初的朴素愿景。
抗战时期，陕西作为西北大后方的重要屏障，哥老会的部分力量再次展现出家国情怀，一些会众主动参与到物资运输、伤员救护等支援活动中，甚至组织武装力量袭扰日军，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家园，但这种“回归”并未持续太久，解放战争时期，部分哥老会分支因对时局的误判，卷入了与人民为敌的漩涡，最终在新政权建立后,被作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
陕西哥老会早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它的痕迹仍零星散落在三秦大地的记忆里，关中地区的一些民间传说中，还流传着“袍哥”们仗义疏财的故事；陕北的某些民俗活动里，仍能看到当年结社文化的微弱影子，而从历史研究的视角看，陕西哥老会的兴衰，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生存逻辑——当官方治理无法覆盖民众的基本需求时，秘密结社便会以“江湖规则”填补空白；而当时代进程要求社会走向有序时，缺乏现代性的帮会组织,终将被历史的浪潮所淘汰。
从江湖义气到家国担当，从民间自保到异化沉沦，陕西哥老会的历史，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微观切片，它让我们看到，在大历史的叙事之外，那些生长于民间的组织，如何在时代的夹缝里，书写出一段既带着温度、又充满无奈的复杂篇章。